问论语思想的价值是什么

遗失的美好的回复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

《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

《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

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

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花栗鼠的开心果的回复

《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 《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 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孔子的主要思想：A、 政治思想。以“礼”和“仁”为核心。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子罕》还载孔子的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指的�就是�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由其弟子有子陈述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B、 教育思想。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却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诲人不倦”而引以为自豪。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C、 文艺思想。“思无邪”说出处《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 说的是文艺批评标准，是指《诗》的思想内容具有雅正的特点。从审美方面看，“思无邪”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兴观群怨”说出处《论语·阳货》，指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托物兴辞；引人联想，催人振奋。“观”：观察社会，反映现实，考察政治、人心的得失。“群”：使人和谐、团结。“怨”：美刺现实，批判社会不良现象，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辞达”说和“文质彬彬”说“辞达”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辞，达而已矣。“文质彬彬”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2、《论语》的文学特点。《论语》多为简短语录，辞约义丰。语言的深刻平实、含蓄隽永使《论语》成为先秦说理散文的主要形态。有的章节能够通过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 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位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形象，此时的孔子还没有走上神坛，还没有被神化，因此《论语》中所表现的孔子不但是一位“圣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儒者。（见《先进》篇中“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 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

和久的回复

《论语》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两千五百多年来，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使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同时这种思想渗透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形成了宝贵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教育理念、审美情趣等等，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语》作为记载孔子思想和言行最为权威的一部著作，也成为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众多方面，其儒家思想致广大而精微，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维的精华结晶。 孔子思想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依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特色。孔子提倡的“仁”，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尤其注重严于律己。人要通过“修己”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的思想在当今社会更是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学习、推敲、反省和改正，以提高我们自身道德修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语》中有众多关于修身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篇章，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这段话是孔子给来上课的弟子进入教授知识前说的一句开场白。这段话他给他的弟子们讲过很多次。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这既符合一个教学程式的确定，也符合把他放在第一章的原由。“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把这句话可翻译为：把老师教给你的知识和你因此而得到的知识在现实中实践它是一件令人十分愉快而振奋人心的事。“学而时习之”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士，学而优则士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的这句开场白就是告诉弟子们：理论联系实际，把学来的知识放到实践中去才是真正的知识，才能证明你已经把握了知识。而真正懂得知识的人在现实中的运作会兴趣倍增的，会自然产生出需要更多知识的充实。 《论语》中孔子思想从对个人修身（道德、文化等方面）的重视，进而达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引向了社会的这一高度。孔子的这些思想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只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会有利于构建一种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和平共处等深刻的处事哲学、人生理念和社会交往原则。创建团结、友爱的氛围，人与人之间诚恳以待、互相关心理解、与人为善、推己及人。《论语》中《学而》、《公冶长》、《卫灵公》、《子路》、《里仁》、《颜渊》等篇中的有关孔子思想中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加强自身修养等经典语录值得我们记取，并运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之中。将其中的有利成分融入我们身上，从而更为完美的处理人际关系，加强自身修养。 孔子思想历经几千年而经久不衰，在科技、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孔子思想是否已失掉了其真正价值？我认为《论语》作为儒学之经典，在当今并没有失去它原有的价值。无论是在个人道德、学识修养上都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上，乃至于对于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问题上都具有深刻意义。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我党今后一段时间内建设的主要目标。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构成的差异，导致了各种社会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的加剧。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经济的发展，还要注重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协调社会关系，让穷人同富人的生活同样美好，因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离不开社会，应当尊重个性，鼓励个人追求与创造，但同时又必须融入集体，把个人的目标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论语》中提到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是儒家所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在这里，“仁者”就是要求大家和衷共济，在这个社会大家庭中互相帮助，履行这种“和衷共济”的社会公德，进而使人与人之间关系更融洽、社会更和谐，这才真正体现的“仁”。 《论语》中又讲到“见利思义”，“君子忧道不忧贫”----即看见有利的就考虑是否合乎道义；君子只忧虑得不到道义，不忧虑贫困。还讲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财富和地位是每个人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也不接受，贫困与无地位是每个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办法，得到了也摆脱不掉。这些话表明了儒家所倡导的见义后利、义利统一的思想。这对构建诚实、守信、建设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有很现实的意义。经济关系体现在人际交往之中，只有践行儒家之道，一团和气、诚实信用，使儒商大放异彩，这种社会信用经济得以构建起来，我国的经济才会更加迅速的发展起来，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一目标才能有了物质上的保障。 从这些方面来说孔子思想又为我国的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得以实现提供了唯一的宝贵价值系统，即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诚信社会等，这就更体现了《论语》中孔子思想在当今的生命力。 孔子思想与儒学的现代价值是由其历史价值来决定的。在孔子逝世后的二千多年里，孔子思想如此强烈地影响后世所学，充分证明了孔子思想的历史性价值。孔子系统论述了人的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孔子和儒学特别重视做人，认为崇高理想是从学习中获得并建立起来的。因此提出了教育为本的观念，认为如果要使社会朝着完善的方向发展，必须要重视提高人的情感素质和理性能力。在文化上讲究包容性，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张，也成为世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孔子的这些优秀思想不会因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而且其优秀思想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 因此我们应深入挖掘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将古代文化精华加以利用，创造出今天的更高价值，其中孔子思想和文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孔子思想和儒学正是由于其自身的跨越古今的价性，更应该被我们深入研究，使儒学为我们当今社会所学习利用。 我们可以自豪的说：孔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