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论语首创什么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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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魏碑见棱见角之方笔，是刀工任意为之，还是按原墨迹镌刻的，历来争论不休。笔者从书法史，从文字演变的历史提出隶书、魏碑、唐楷横画收笔规律，揭示了魏碑之书写方法。现将这一研究成果公诸于众，以求方家教正。六、方横的书写方法【关键词】：方笔　墨迹　工具　笔法　三分用笔一、方笔墨迹与刀工 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书学研究，必须缜密，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卢辅圣曾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有的学者搞了一辈子的研究，由于关键的文献资料没有看到，导致其整个研究变成了空中阁楼。”1 2010年夏天，笔者去敦煌进行文化艺术考察，在敦煌藏经洞展览室，看到了墨迹《论语卷二·郑玄注》墨迹，此件作品虽无年代纪年，但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演变来看，当是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特征显著。 《论语卷二·郑玄注》墨迹，尺幅大小与16开纸差不多，17竖行，大字占1行，小字两行占一行，共600余字左右。此墨迹特点是没有隶意的楷书，应是出自文人之手，是南北书风的结合、大字小字的结合、方笔圆笔的结合。 此件写在纸上的墨迹，与《龙门二十品》（石刻）、与高昌砖志（写在砖上的墨迹），有一个共同的用笔特点：许多字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多呈方棱和锐角，转折处用斜方角顿折。这是纯粹的魏碑方笔。说明写出见棱见角的字是毛笔本身的功能，是书家通过一定的技法比较自如地写出犹如刀刻的书法效果。它雄辩地证明，方笔的书写是毛笔自身的功能完全可以实现的。 “写手刻手论”，是近三百年来书法家们争论的焦点。由于没有发现魏碑的墨迹，加之我们又不能用毛笔再现魏碑方厚雄浑的风格，有的更加认定魏碑方笔是刀工所为。随着考古的发现和历史文献的发掘，特别是敦煌墨迹的发现，汉简帛书墨迹的发现，为书刻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时间、空间和定位，为研究碑学打开了大门。因此我们必须用运用新的文献资料、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的结论。王玉池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论断，他认为“古人很可能曾经使用过一种简便易行的执笔和书写方法，比较自然地写出了如《始平公》那样犹如刀刻般的书写效果，但这种方法早已失传了。”2探索已失传的笔法是还魏碑本来面目的关键所在。二、刀工忠于原作 历史上对魏碑方笔微词颇多，其主要认为碑刻方笔是刻工任意凿刻所致，非书丹本来面目，比如凿刻圆笔为省事，常改为方折便是。认为龙门造像的字，给人感觉是方峻挺拔，但又生硬刻板，棱角分明，其方笔应是由刻工造成的。 书法有优劣，刻工水准参差不齐，这是不言而喻，不辨自明的道理。刻碑以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魏碑体这种书风，只在那个历史阶段流传？华人德云：“随北魏消亡而消失……前后流行了四十年，随即沉寂湮没了一千年”3。为什么工匠们上千年来也没再刻出方笔呢？ 刻碑帖，是一项将书法艺术和凿刻技巧融为一体的技艺，它要求把原作的用笔和刻石（木）的运刀结合在一起，刀痕恰好地表达墨迹，刻得形神兼备。由于刻工与拓工的高超技术，它的拓本一向被认为“下真迹一等”。马子云是碑帖专家，他在《碑的概论与碑帖之分》中讲，“据一名刻手谈，刻时如能以原墨迹对照着刻，就能把字的精神的百分之九十五刻出来。”4 沙孟海先生认为，一个好刻工，“刻字，用刀刻，很自然笔之有方角。如果保持毛笔的圆势就难，要保持毛笔偃仰向背，柔润细腻的笔意，则难而尤难。”5 按沙老的刻工标准来衡量，《始平公造像记》应是高手所写、高手所刻的杰作。此碑书法笔法无不表现得惟妙惟肖，方笔的挺拔厚重，圆笔的灵动圆润，连点都刻得顾盼有情，诸如避就、顾盼、向背、偏侧、意连、救应、方圆、曲直、大小、疏密、奇正、形神，都再现了书者的技术情感，再现了书者的书写风格，再现了书者的神气、霸气，骨力洞达，力能扛鼎，令人佩服和感叹。孙伯翔先生认为，“刻工只能刻其表，那里边的东西，他是绝对刻不出来的，《始平公造像记》方中有厚的东西，那种厚重感刻工没法代替，朱义章绝对是一个书法高手，这点我敢肯定。”6三、方笔笔法失传 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编篡《北魏书法大字典》7时，就关注到了东魏、西魏与前北魏时期的书风完全不一样。从北魏足以代表时代特征的方雄浑厚的洛阳体，到东、西魏，北齐、北周之际，书风发生了急剧变化。 汉末字体演变，隶书、隶楷、楷书流传有序，隶楷相参。进入到北魏，魏碑楷书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形成独特的风格。康有为称赞魏碑有“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异，精神飞动，兴趣酣足，古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8 东魏西魏书法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丧失了北魏时期自然、刚毅、峻厚的特征，出现了隶书的笔画，真、隶夹杂在一起了。其代表作《李仲璇修孔子庙碑》（541年），《曹子建碑》（593年），《唐邕写经记》，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异体字、别体字，使文字纷繁混杂。技巧不纯的汉隶式真书与隶化合体，一些整字式偏旁随便杂揉篆隶形体，使得书体极不统一。这种极不正常的演变过程，造成了书法史上的断层。康有为云：“人不能复为方重之笔，千年来几于夔之不祀也”。 9北魏传统几乎中断。 楷书来源于草隶及汉代各类草写。楷书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收笔时上挑的笔法，逐步发展演变为具有草体笔画，隶书遗痕，而又有今楷特征的复合性书体。 自汉以来，隶书已逐渐向楷书转化，其过渡颇为缓慢。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重点集中在横画收笔处（因为它是书写中的节奏点，又能引带后面的笔画。）这一字体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隶书：字型扁，其左右波磔，极端铺展，横画平行，起笔斩钉截铁，这种“折刀头”是汉隶、隶楷、楷书的基本用笔特色。收笔“燕尾式”（用一个动作写成），横画则含有波势逐步加重尾部笔力。形成汉隶蚕头燕尾式隶书。 第二阶段：早期楷书：如东汉末，东牌楼简牍墨书，长横右端收笔做顿按并含下垂之状。左尖细，右重顿（用一个动作完成），显然有助于和下一笔画或下一字的顺接。 第三阶段：魏碑：《始平公造像记》（498年）率先脱尽隶法（但隶意犹存）。完成了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历程，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横画成上斜状（隶书则平行）向右下收笔（隶书则右上收笔），魏碑横画收笔应是一个动作，当时书写仅是为实用，并无心作为书法创作。 隶书由横势发展为竖势，衍变出楷、行、草字体，是书法史上重大变革。 现在写唐楷、魏碑，用的是同一个方法。横的写法过于强调书写时起行收三段，尤过于关注收笔。收笔处用四个动作，4是驻笔，5向右下，6略驻笔，7回笔收锋。 魏晋书法收笔不甚讲究（只一个动作），多强调中段（铺毫用笔）。唐楷书法强调收笔动作（四个动作），中段略细（提按用笔）。 从文字便于书写的角度来讲，隶书写起来比篆书快捷。人们后来发现，隶书的燕尾虽具有装饰性，但影响书写速度，为了便捷，于是逐渐改变这种笔势收敛波挑。楷书横画收笔呈下方出锋，较前更便捷。 去掉“燕尾”的楷书有五大好处：一是简捷便利，二是流畅，三是有草意动感， 四是由横势变纵势，五是促成草书、行书字体的产生。 隶书横画向右上收笔，中段铺毫。收笔一个动作（横势）。 魏碑横画向右下收笔，中段铺毫（隶意犹存），收笔一个动作（纵势）。 唐楷横画向笔画内收笔，中间提按（脱尽隶意），收笔四个动作（裹势）。 唐楷在横画收笔用四个动作存在的问题： 1、由于动作不简约，有描、摹、填、画的倾向。 2、影响下一笔画，气不贯，不流畅，破坏了笔力。 3、不够自然，变成追求尽善尽美的做作。 4、有程式化、规范化、美术化倾向，使书法成为一种纯粹性技巧的重复，会平庸乏味（由颜字规范成宋体美术字）。 欧阳中石先生认为：“写过唐碑之后 ……入规矩难，一旦规矩即成，再完全摆脱也非常不易。”10 唐耕余在《笔阵图蜉化阶段及其内容》中说，“古人未讲（书法）之前，先有（书势）卫恒、索靖虽讲书势而不言法。书势者，书论之起点，亦为形成字体之初步，更为用笔原始之动机，字体与用笔都由顺势而来。”11书“势”是字形初步形成的关键，也是笔法崇尚简约的原始动机，更使书法形成动感，气到势成。起笔容易收笔难，难在收笔后而回到原笔锋，为下一笔做准备，笔锋特别顺。认真观察一下古代的优秀作品，秘密就在这里。唐楷因收笔动作繁杂，法度森严，过度强调收笔，藏头护尾，力在字中，破坏了笔势，从而导致书法“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离。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12 魏碑书家们长期受“馆阁体”的影响和帖学的束缚，用写唐楷的笔法来写魏碑，形成了清代“帖学化”、“唐楷化”的魏碑书法。 繁缛的法规，扼杀了书法的艺术生命，奠定了封闭式理论的深厚基础，加上唐代的积极倡导和实践，巩固了书法创作稳定性框架。这一框架延续了上千年，至今没有人敢从根本上去否定它，动摇它。根深蒂固的惯性，错误地认为这就是传统的用笔方法，最后导致“馆阁体”的产生，使书法走进了死胡同。几位清代碑学大家，功力精湛，今人无可望其项背，但也没能用毛笔再现魏碑方笔雄浑的风格，而又怀疑魏碑方笔是刀工任意凿刻所为。唐前、唐后是书法史重要的分水岭，唐后古法已荡然无存，用唐楷方法写魏碑之路是行不通的。五、工具导致书风变革 宋以前的毛笔正如杨文涛所说的：“均重以紫毫，笔管并不粗大，笔毫却很短粗，有四项标准：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锥，齐似凿，其笔心柱硬甚至笔毛中心有物如枣木之核，故称枣之笔”。 13宋以后，毛笔发生很大变化，制笔工艺一反旧习，逐渐趋向长锋，向软熟、虚锋、散锋、软毫等方向发展，致使书风发生一系列变化。 我们在临习历代碑帖时，很少从古人使用的工具与字迹关系上去考察，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与事实不符。用什么笔，对写出的风格至关重要。长锋与短锋，笔毛的软、硬，在提按转折之处必然形成不同的风格。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写工具的选择尤为重要。 笔者在写《始平公造像记》和教学过程中，体会到只有用有笔肚的笔才能表现出《始平公造像记》那样的方笔见棱见角的风格。 朱义章站在书法变革的关键时刻，以深厚的艺术修养，大胆变革笔法，写出了斩钉截铁，棱角分明，霸气十足的方笔魏碑。《始平公造像记》结字紧密，密不透风，为了整体的需求，就必须创新笔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力度，把笔毫向下按，增加笔毫的宽度，朱义章为此首创了三分用笔。 所谓“分”笔即毫锋从二分之一（笔肚）向下再分三等份，每一份为一分笔。宋徽宗瘦金体用一分笔，褚遂良墨痕纤丽用一分半笔，欧阳询字迹险劲用二分笔。只有用三分笔才能写出雄劲浑厚的风格。朱义章挖掘了毛笔自身潜在的功能，把毛笔的功能从笔尖、笔腰、笔根发挥到了极致，是书法史上的重大突破。从二分笔到三分笔，虽然只是往下按的程度多一分，却迈出了前人无法跨越的一步。 如皮球浮在水面上，你往下按，按的力度小，他反弹小。要把皮球整个按到水里，你必须加大力度。一松手瞬间皮球必然会反弹出水，而且会超出按的程度，这是物理现象。同理笔按得越深，要求控制笔的腕力越大，驾驭的技能越高。 长锋笔细长没有笔肚，腰性小，弹力差，若重按则毫锋弯而不起，枯索而力散写不出棱角分明的字。导致写粗笔立时出现偏锋，写横时，锋尖实际是在横画的上边运行，而不是画中间，写出的笔画扁片。 中锋行笔时笔锋沿着点画线运行，始终居于中线，笔毫的墨汁均匀渗开，笔画质感浑厚。 写方笔画必须用铺毫。如魏碑，侧锋起笔后，笔端着力于纸除用锋毫自然弹力外。还给锋端增加适当外力，以增强锋端自然发力，逆锋得势，因锋的上下两部分触纸，受力有异，笔毫顺势铺开。笔毫铺开的方向与笔画的方向一致（沿着中线运行）。笔画浑厚，证明方笔铺毫也是中锋用笔。陈振濂先生在《线——艺术的精灵》一文中指出：“书法线条必须具有立体感，中锋用笔，墨如‘黍米珠’，反对偏薄轻佻。这些在任何时候都是书法家孜孜以求的艺术目标，正是有了这一目标，才会有中侧锋、藏露锋、方折、圆转笔法、辅毫等一系列书法用笔体系存在的意义”14。 《始平公造像记》的精髓在厚不在方。厚怎样体现，就是把字写“鼓”了，坚持中锋用笔这个根本。写方容易写厚难，长锋笔因无笔肚，导致写宽笔画时、写横时，大多锋尖容易在横画的上边运行，而不是笔画中间，形成侧锋用笔，不出立体感，这也是写不出雄浑刚健风格的主要原因。 《始平公造像记》坚持中锋用笔，并敢于使用侧锋，使之有机结合，才形成棱角分明，斩钉截铁，浑厚华滋，霸气十足的方笔，成为魏碑方笔的代表。 倘若用长锋笔，王羲之写不出《兰亭序》；假使朱义章用长锋笔，同样也不会有见棱角的方笔。可见，选择什么样的笔写魏碑是关键。长锋，短锋，各有优劣。其实质是哪一个时代，以哪一种笔法作为学书的基础和准则的问题。注释： 10、摘自欧阳中石《学习魏江阳次妃石夫人墓志铭的点滴体会》（《书法学习辅导》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主办第五期）有的认为，方笔横画是容易写的，但深究之，却不尽然。从毛笔的特性说，不知运笔随手写来，天然是尖锋圆颖，决不会形成方笔画势的。无法度决写不出方笔来，无法度更写不出方笔厚度来的。写方横，笔笔中锋写不像，笔笔侧锋写不厚。外形写像容易，难在写厚，写出立体感。《始平公造像记》特殊之处是善用侧锋，是两端棱角分明，全字又是以中锋用笔为主，是中锋、侧锋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用笔欲方非侧锋不可，用笔欲厚非中锋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笔画形方浑厚的艺术效果。《始平公造像记》从字形上看是楷书字体，唯其骨子里，仍保持着隶书的笔意，因而它更有力、更厚实、更耐看。倘能以隶书笔意临习此碑，必得其神。方横应该这样写？笔者认为开始侧锋起笔，中段铺毫用笔，万毫齐力，三分用笔，笔毫铺开后像刷子一样平铺纸上。收笔时，笔锋仍成板刷状。不用等笔锋收拢，直接用侧锋写出，就成棱角分明的横画了。用侧锋只用一个动作（>两个斜边如刀切斧凿般效果），简便易行，比较自如地写出方笔，又不破坏笔势。魏碑“斜画紧结”的结字风格，是由横画上斜出锋向右下，为找平衡重心所至，与书写时桌椅高低没有任何关系。有人说学魏碑便不擅长写行书、草书。沿用唐楷技法写不了魏碑，魏碑横画向右下收笔，笔有纵势，没有破坏势的产生。于右任草书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写魏碑与不擅长写草书没有任何关系。七、小结见棱见角的方笔就是工匠任意所为的观点根深蒂固。笔者通过分析——方横怎么写，从点到面层层剖析，力求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一方横首先涉及方笔魏碑是否是名家手写，还是高手镌刻？通过发现的墨迹来分析，通过笔者发现的书写技法来验证，雄辨地证明了先有墨迹，刀工只是忠于原作而已。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进一步分析探讨方笔技法。见棱见角的方笔是工匠任意所为观念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一是由隶书的铺毫发展成绞锋提按这一笔法的改变，二是由短锋改成长锋导致其收笔笔锋不顺，收笔时对见棱见角的外形只能用描摹画填等动作去完成。见棱见角的方笔，四面全见角，按常理，毛笔圆锥体是写不出来的。然而破解之谜还是在工具上。毛笔是圆锥体，虽尖且圆，但铺毫后形成板刷（齐）。侧锋起笔，中锋铺毫就能写出立体感，侧锋收笔写出锐角。整个用笔过程没有使用圆笔，没用常规方法，没用绞转提按，只用铺毫侧锋、中锋、侧锋就完成了整个方笔的书写。毛笔不仅具备写方笔的功能，而且古法也具备了写方笔的技法，这就是这是通过对古代墨迹的分析和笔者发现的书写技法，得出的科学结论。八、方笔与圆笔古代没有碑帖之说，只有篆、隶、楷、行、草之别，但书法史却沿着两条轨迹在发展。一是圆笔笔法。这一笔法以王羲之、颜真卿为代表，以绞转提按发展的一条主线（新法）。唐代以后因过度重视法度，书艺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相当明显，至清中期几近低靡，从清代碑学仍沿用唐楷笔法写魏碑来看，此笔法仍占统治地位。二是方笔方法。是从汉隶、隶楷、魏碑发展而来的。此笔法以方笔铺毫（三分用笔）发展的一条主线（古法）。到北魏时期，魏碑形成锋芒毕露，棱角分明，斩钉截铁，雄浑方厚的鲜明时代特征。如东魏、西魏没有继承北魏的传统，书法史出现了断层并因此沉寂了千年。方笔古法历史任务是否已经终结，笔者认为“古法”还大有作为，中华民族书法的优良传统还有待我们去继承，还有大量的宝藏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开发。深入经典，触摸其魂，我们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清代金农，伊秉绶、邓石如续接前贤，在隶书上都以方笔著称，率先擎起方笔大旗。他们强调用笔，突出笔画的表现力，赋予隶书浑厚、质朴的审美内质，走出了创新之路，为书法史添上了璀璨的一笔。清代以来，碑学大家一直用绞转提按写魏碑，所以极不成功。当代书家天津余明善先生写魏碑，北京康成元先生写爨碑，使用铺毫方法，笔力劲健，挺拔浑厚，皆有磅礴气势，淳骨神韵，气度非凡。他们的笔下再现了方笔的雄浑刚劲，跨越了一些人认为无法跨越的障碍，成为魏碑大家。历代圆笔大家层出不穷，而方笔大家则寥寥无几。方笔书写尽管很难突破，而一旦突破，必将在书法史上矗立起新的丰碑。九方笔的创新中国几千年的书法发展史，始终是围绕方笔、圆笔的演变而展开的。王羲之的行书、颜真卿的楷书，是圆笔（新法）的集大成者，开创并引领书坛上千年。隶书、隶楷、魏碑（古法）为主，北魏后（534年）东魏、西魏书风发生突变，方笔的发展出现断层，一千五百年来，书法史发生的一系列争论，全部集中在方笔上。潘伯鹰先生曾经指出：“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因为草书和楷书是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隶书的各种变化……自从有了它，中国的书法才形成了由它而下的一条书法大河。”15音乐7个音符，作品旋律，节奏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毛笔4大功能（尖、圆、齐、健），笔法的一切变化全在其中。用圆笔写不出魏碑方笔。全用方笔写不像《始平公造像记》（其中有圆笔）。全用方笔不行，完全圆笔也不行，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方笔和圆笔结合。如《始平公造像记》纯方笔的字，只占十分之一，突出方笔铺毫，形成主体风格，并使用圆笔，是此碑的灵魂。其高超在于方圆的极致。是方圆结合的经典之作。王羲之行书，颜真卿楷书，在圆笔创作上尽管风格不同，但都在书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朱义章在方笔楷书上，同样在书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纵观中华民族的书法史，就是一部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历史。我们研究、探讨、分析方笔，不是为卑唐，不是为了抑帖，方笔和圆笔是中国书法两种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不能相互替代，只能相互结合。不是碑帖相结合（汉简、帛书等是属于帖，还是属于碑），而应是篆隶笔法相结合。方笔、圆笔相结合，就是真草隶篆各种笔法、各种风格的结合。结语笔者以上的分析，目的在于继承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方笔艺术，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力求破解方笔的技法，不但要写方，而且要写厚。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编《魏碑书法大字典》开始，通过这些年的学习研究，在教学和书法实践中逐步总结了一套写方笔的方法。通过分析方笔艺术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方笔横的书写，举一反三，其它也就迎刃而解了。（应天津杨柳青画社之邀，编辑《解析》一书，此书对笔法、结字、章法等有详细分析）。以上只是一家之言，由于水平有限，望广大同仁指正。注释： 1、摘自在《书法》2001年第十期6页 2、摘自《书谱》1984年第二期 王玉池《从高昌砖志谈魏碑》 3、摘自《中国书法》2000年第六期 华人德《论魏碑体》 4、摘自《书与画》第四期 5、摘自《两晋南北朝书迹写体与刻体》（1987年第四期《书谱》） 6、摘自《笔法解析》（1999年第一期《中国书法》） 7、编纂《北魏书法大字典》大型工具书，对北魏至隋时期的书法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收集碑帖1100余种，首文字头4300个编纂而成，相当于四册《草字编》的规模。例如“魏”字多达450个，各个异同。多家出版社给予高度评价。 8、摘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9、摘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10、摘自欧阳中石《学习魏江阳次妃石夫人墓志铭的点滴体会》（《书法学习辅导》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主办第五期） 11、摘自黄峰《势的美学内涵》（《书法》2010年第十一期） 12、摘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13、摘自杨文涛《关于书写姿式及工具的问题》（《书法》1995年第五期） 14、摘自《书法博览》15、摘自《中国书法简论》（《书法》1991年第四期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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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来历和起源 汉字的来历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 （周) (秦) (汉)（魏晋）草书 =======================

汉字的演变过程，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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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好友的一篇介绍孔子的文章，推荐给你：孔子与《论语》孔子：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孔丘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排行老二， 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也。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而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名人。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是“至圣”，孟子是“外王”。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年轻女子颜征在再下孔子。孔子的伟大思想与孔子母亲有很大关系，其母颜征在和他的外祖父颜襄对孔子产生了深远影响，颜征在的教学理念简直是先进了两千年。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伯”为老大，“仲”为第二， “叔”为第三，“季”为最小的。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来排序，就以孟、仲、叔、季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长的（大哥或大姐）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今1.9米以上，具体是195.8cm），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等为豪。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6岁。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所以说孔子是一代伟人。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 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班超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论语》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 “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甚施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