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从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来看，蒲松龄《聊斋志异》作为经典文学作品，是要比纪昀的作品文学价值更高、流传更广、评价更好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模式，是现代以来受西方影响产生的，比如四大类（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思想内容研究和艺术研究（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语言、叙事）范式等。《聊斋》佳作不胜枚举，艺术水平无疑是卓越的。相比起来，纪昀的作品都显得“理胜于辞”，学术性强，而文学价值不明显，或者说作者不重视文学书写。蒲松龄的《聊斋》和其他作品，为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范本。二是从古代的学术语境来看，是没有所谓的“纯文学”概念的。古代的文、文学，往往指向杂文观或大文观，既有集部的词章之学，也有经史子部的学术著作和杂说杂著。纪晓岚的著作，符合古人的学术评价标准，直到现在地位都很高。纪昀认为的古代“小说”，是指子部小说，不是《聊斋志异》那种夹杂子部小说与传奇虚构篇章的混合体。因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古代始终无法进入正统文学领域，甚至为正统文士所鄙夷，蒲松龄酷爱小说创作，实际上也大大影响了他的科举制艺写作。纪昀之所以批评蒲松龄《聊斋》写法不伦不类，就是本着古人著述的立场发出的，他专门写《阅微草堂笔记》，那意思就是说“古代的子部小说应该是这么写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古人创作某一类文体，一般都有着相应的体例规定，逾越了这个矩制，就会招致毁议。而古今评价标准不同，我们可以对文学水平有一个高低评判，但一定要看到背后的时代语境。蒲松龄的文学手笔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但在古代语境下，却是受到压制、不提倡的“小道”。
中学国学经典
1、国学经典著作有：（1）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重要书目如：《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2）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春秋》、《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唐大诏令集》、《列女传》、《东莱先生史记详节》、《晋书》附叙十六国云《载记》、《清稗类钞 》、《禹贡》、《山海经》、《水经注》、《唐六典》、《通典》、《史通》、《文史通义》、《战国策》、《永乐大典》等等。
（3）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道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列子》、《庄子》、《孙子》、《山海经》、《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4）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 、《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2、“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现“国学”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经典诗经
《诗经》也属于国学经典，读《诗经》的作用：《诗经》奠定中国诗歌文艺创作民族的民族传统文化，《诗经》的作品奠定我国文学创作民族的民族传统文化，《诗经》确立我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艺术标准。 我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指责遵循着具备中国文化特色原则，这一原则就是“雅致”和“比兴手法”。它们都是后人作家对由《诗经》至今所形成的我国文学创作传统基础理论提升。
《诗经》奠定我国诗歌语言方式的基本。 《诗经》的最基本方式是四言体，这类四言诗的艺术流派一直是中国文学史的最基本款式之一。《诗经》的写实手法为后世的现代主义写作风格确立楷模。楚辞用质朴的语言描绘了现实社会的好几个方面，包含社会政治、社会道德、战事、祭拜、宗庙、生产活动乃至动物与植物的描述等，这类关心现实生活的激情、浓烈的责任感和真心实意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为后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功效。司马迁的《离骚》、汉乐府诗、建工作家，及其陆游、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则在作品里都应用了写实的技巧，特别是陆游，其诗文大多数描绘社会发展下一层劳动者日常生活，表现出了深刻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诗经》比、兴的创作方法，变成后人中国诗歌的最基本修辞方法手法。古诗十九首、汉乐府等都直接继承这类比、兴的技巧，作家的情感与思维的选择性通过各种造型艺术方式获得更为鲜明主要表现。比如《孔雀东南飞》诗文开始“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就应用了“兴”手法，用于盛行刘兰芝、焦仲卿中间的爱恋深情厚意，安排了全文抑郁不舍的悲伤氛围。最后一段“俩家求合墓，合墓庐山傍。物品植松柏树，上下种梧桐树。枝枝相遮盖，花叶相交通出行。中有双小鸟，自名叫鸳鸯戏水。抬着头相向而行鸣，日日夜夜达五更。”应用了“比”手法，以松柏树、梧桐树枝枝叶叶遮盖交叉，鸳鸯戏水同时日夕和鸣，代表了刘焦夫妻感情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