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经典著作就是其中之一。
一年来，我们学校开展了“诵读国学经典”的活动，在学习国学经典的这段时间里，我与《弟子规》结下了不解之缘。
《弟子规》就是我们学生应该遵从的守则或规范，它是从居家、外出、待人、接物与学习五个方面阐述的。学习“入则孝、出则悌”，我明白了怎样做才是孝顺，生活中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学习了“谨而信”，我懂得了做人应该谦虚、谨慎，讲求诚信，不能心口不一；学习了“爱众、亲仁”，我懂得了什么是博爱，还要多亲近德才兼备的人；在“余力学文”中，我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时时督促自己要努力学习，才能让自己过的更充实。《弟子规》让我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也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褚佳欣，学习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我想到了《弟子规》中的一段话：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于是，我努力学习，并且向她请教学习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不但提高了，而且还和褚佳欣成了要好的朋友。
一部《弟子规》，就让我收获这么多，今后我还要多读经典作品，与更多的优秀人物对话，让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经典国学易经
【 #能力训练# 导语】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下面是 分享的国学经典《周易》简单介绍。欢迎阅读参考！ 1.国学经典《周易》简单介绍 《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2.《周易》成书时间 成于西周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认为周初作。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 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成于战国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易传的成书问题，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与苏轼之后，数百年来已经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钱穆、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李镜池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其称易传为孔子所做，若非司马迁之误，就必是汉儒刘歆所伪窜。根据《易传》的内容来看，应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学出现以后的作品，有明显的黄老道家与阴阳家色彩。成于西汉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郭店战国简本《老子》的面世，证明胡适对顾颉刚的批评是正确的。3.《周易》名称由来 《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 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一种认为《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英文中The Book of Changes的译文就是取此义。春秋时，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传》这部史书当中，多次提到“周易”，但从当时人们运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卦爻辞。战国时，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成书。《周易》和《易传》并称为《易》，如《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荀子》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易”包含了《易传》。西汉以降，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效仿先秦与汉景帝把道家黄帝与老子的著作称经的做法，也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称为“经”。《周易》和《易传》被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自此以后，《周易》、《易经》、《易》混合使用，有称《周易》，有称《易经》，有称《易》，其实含义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传》，一直沿用至今，仍然没有严格区分。有的学者为了区分《周易》经传之不同，称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为《周易古经》，称注释《周易古经》的十篇著作（易传）为《周易大传》。“周”之涵义具体地说，“周”字，有二义：①：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②：指代号，即周朝，古代常称周朝的书为周书，如《周礼》、《周语》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也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因周文王得名。“易”之涵义①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②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易”字演变③日月为易，象征阴阳。从文字学看，“易”字的构成是“日”、“月”。“易”上为“日”。④日出为易。“干”的本义。⑤易是占卜之名。⑥变易、变化的意思，指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故此《周易》是教导人面对变易的书。⑦交易，亦即阴消阳长、阳长阴消的相互变化。如一般太极图所示。有说“易”的甲骨文为象征将一器皿水（或酒）倒入另一器皿之中，以示变换、交易。⑧易’即是“道”，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系辞传》：“生生之谓易”。⑨指古代卜筮之书的代名词。《周礼》“太卜”的记载中，有《连山》、《归藏》、《周易》三部筮书称为“三易”，故易是筮书专有名词。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即是说宇宙的事物存在状能的是：1.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2.时时在变易之中；3.又保持一种恒常。日月的运行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是“不易”。4.《周易》后世影响 “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又为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汉武帝“独尊儒术”，《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汉代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高于一切学术。中国历代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经列于首。《周易》为“六经”之首，自然也就是群书之首，即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影响极大。历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契机亦多建基于“易经”，两汉经学自不待言，魏晋“新道家”谈玄，亦将其列为“三玄”之一。若无《易经》之启发，“北宋五子”的学问几乎不能成立。《周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发生了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员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正如国学大师、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所言“：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5.易经和周易的区别 易经和周易的区别1、《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原名《易》、《周易》，汉代人通称为《易经》）；是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后又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2、《易经》是集合了古代的《连山》、《归藏》和《周易》、（但《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传）。《易经》成书很早，大约在西周时期。易经有三本、其中一本是周易，周易是传 世的一本；周易的“周”指周代，“易”是变化的意思、《周易》，是周文王在羑里坐牢的时候，他研究《易经》所作的结论、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删诗经，改书经，唯独看了周易进行赞扬。还为它做传，为易传，也为《十翼》，孔子对易经的贡献就是把它作为一部经典，列入四书五经。将风水之类的彻底交给连山易，归藏易。所以百家争鸣时候的流派大都从易经而来。诸子百家之说，都渊源于这本书，都渊源于《易经》所画的这几个卦。3、事实上还有两种《易经》，一种叫《连山易》，一种叫《归藏易》，加上《周易》，总称为“三易”。《连山易》是神农时代的《易》，所画八卦的位置，和《周易》的八卦位置是不一样的。黄帝时代的《易》为《归藏易》。《周易》是周朝的《易》。《连山易》以艮卦开始，《归藏易》以坤卦开始，到了《周易》则以乾卦开始，这是三易的不同之处。说到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概念，现在的人讲《易经》，往往被这一本《周易》范围住了，因为有人说《连山易》和《归藏易》已经遗失了、绝传了。事实上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说现在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江湖”中这一套东西，如医药、堪舆，还有道家这一方面的东西，都是《连山》、《归藏》两种易学的结合。4、《周易》在《简易道德经》里，周是周到圆满、周延普遍、周朝，易一字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即简易、变化、不变三层含义。易是运动变化无不果的意思、以“易图”和“易理”为核心要素。5、《易经》是文王在伏羲氏“易图”基础上，将《周易》的逻辑原理广泛应用中国古典哲学两个基础理论：“天人合一”、“阴阳相对运动消长”。《说文》：“易，蜥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译：易即晰蜴，在田野称晰蜴，在居室也叫守宫，即壁虎。秘书，易字由日和月两字组成，上为日，下为月，象阴阳之变易。”；“经，织也，译：经义为织布机上的纵线，即织布机上的经线。”对《易经》本质的揭示！《易经》以一套符号系统来描述状态的变易，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阴阳两种元素的对立统一去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普遍认为《易经》最初是占卜用的书，但它的影响遍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医学、天文、算数、文学、音乐、艺术、军事和武术。自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亦被介绍到西方。6、（1）狭义上说，易经就是周易，是同一本书。《周易》包括两部分，易经和易传。易经讲的是64卦每一卦的卦辞和爻辞。易传讲的是对每一卦或者是对整体易经的解释和进一步的说明。（2）广义上说易经是个广义概念，易经包含周易，易经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起源，易经包括天文、历法、星占、星命、河洛、八卦、连山、归藏、周易、五行、干支、奇门、太乙、玄空、六壬、堪舆、中医、相法、占卜等诸多法门。
心学国学经典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