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事实上现在是两本书，一本《素问》，一本《灵枢》。您真的有兴趣的话，建议买《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灵枢经校释》，以上两本都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的。所谓《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实际上也只是《伤寒论》诸多传本中的一种，里面的内容有一部分并非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也是两本书，《伤寒论》《金匮要略》，建议买《伤寒论译释》（陈亦人主编）、《金匮要略译释》（李克光主编），以上两书为上海科技出版社。《本草纲目》就买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的“金陵版”，不需要翻译。以上五本书都有最新印刷出版，可以买到。《黄帝内经素问》选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第一版，俗称梅花本，最佳。《灵枢经》也是人卫的梅花本最佳。均由刘衡如先生校勘，精选版本，质量最佳。关于《内经》的成书，现在学术界能够肯定的是，其中除“七篇大论”成书较晚（应不晚于南北朝）以外，其它各篇应是自战国至西汉末年逐渐完成的，作者应不止一人。它的结集成书至迟在汉元帝前。（班固《艺文志》袭刘向《七略》称“黄帝内经十八卷”，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内经》，但其总体的文字应不会相差太多）。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辑录《内经》最早的文献是晋朝皇甫谧编著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一书。在《甲乙经》序中，他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灵枢》）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内经》由《素问》与《灵枢》两个部分组成，这一记录虽不见於班固《艺文志》，但张仲景的《伤寒论序》中也曾提及。《素问》。《素问》我们知道的有两个本子，最早的是齐梁间全元起的《素问训解》，已失传，现有段逸山先生《〈素问〉全元起本研究与辑复》一书可了解。
国学经典修身经
【 #能力训练# 导语】人与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贤愚。你知道何为圣人，何为智者，何为英雄，何为豪杰，何为儒、法、术、道..吗？知道了各类人等的确切定义，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下面是 分享的国学经典《反经》：品目译文。欢迎阅读参考！ 【经文】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已；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菀财[菀：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咸情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译文】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良在。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经文】[《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获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亡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译文】[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经文】《铃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译文】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经文】[德行高妙，客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孚。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为术家。范蠢、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治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河，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迂、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给资，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译文】[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
易经是国学经典
孔子的思想无疑可以视为对《易经》中的实践哲学的一种阐发，《系辞》中许多话都是托孔子之名而言之，而就精神实质来说，孔子学说更是典型的伦理学说，就此而言，与老子的学说颇有相通之处。孔子比老子年轻20岁，据《庄子》所言，孔子曾问道于老子。
又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把编竹简的牛皮绳子都读断了三次（或多次）。显然，孔子正如老子一样，也在努力从《易经》中寻求做人和治天下的道理，因此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易经》属于儒家经典，并且致力于从儒家思想来解读《易经》。但这一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如陈鼓应先生在其《周易今注今译》一书的“前言”中就认为，这种所谓的“不刊之论”实际上“使得《周易》的研究一直被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对《周易》经传研究的肤浅、片面甚至曲解都与此相关。”
他还在该书的“商务印书馆重排版序”中大力强调《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应同属于道家思想的经典，从哲学史的观点看，其重要性远远胜过《论语》《孟子》《大学》，虽然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其影响力可能不如后三者。
所以《周易》从哲学的眼光看更应该归于道家经典而不是儒家经典。为证明这一点，他提出了四点理由：
（1）天人关系、天道和人道在思想上的紧密联系具见于“三玄”，而孔子则“罕言天道”，“其视线则仅限于人事”；
（2）“三玄”着重讨论了宇宙论与人生论上的变动观，而孔孟则从不思考万物变化及其法则的问题；
（3）阴阳学说主要来自老庄，《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则“不及一见”；（4）“老子的道论成为历代哲学理论的基石，而《易传》的道论，见于《系辞》者两条，一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者乃对老子（四十二章）道与阴阳关系所作的综合的诠释；后者则是以命题形式对老子道器观念所作概括性的表述。……而孔孟则从来没有形而上道论这类的哲学问题意识。”这四点理由都极为雄辩。
平心而论，把《周易》归于儒家经典的说法亦未可贸然否定。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通行说法是，《周易》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的源头，它既是道家经典，亦是儒家经典。但这两家对于《周易》的关系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此却不太有人仔细加以辨析，陈鼓应的说法至少把这一点表达出来了。
当我们比较中西哲学的形而上学时，只能以老子和他的道家学说来作为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典型标本，代表中国传统的“伦理学之后”而和西方传统的“物理学之后”相对照。原始儒家里面确实缺少形而上之维，以至于黑格尔根本不承认孔子的学说是哲学，而只认为是一些日常的道德说教而已。诸子百家
除了儒、道之外，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及其后学源流，鲜有不从《易经》中寻求自身的形而上维度的。正因为如此，《易经》被誉为“大道之源”、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汇或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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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对《易经》的解读也就因角度的不同而有了种种不同风格，如医家解读出了“医易”，阴阳家、星象家、风水学家解读出了“科学易”，兵家和武术家解读出了“武道”，象数学家解读出了“数学易”，如此等等，更不用说法家对变易之道和纵横家对爻卦思维的发挥了。
这与《易经》本身从根源上就带有卜筮技术的性质有关。所有这一切引申与儒家伦理思想以至于道家的伦理学之后相比都是低层次的、具体操作层面的，但又是可以与之兼容的。儒道两家也同时包含有这些低层次的要素，作为自己理论的必要补充，因为如前所述，中国一切学问都带有实用、实践的色彩，不是技术实用主义就是政治实用主义。
儒家从荀学过渡到韩非顺理成章，老庄则是各种实用技术的玄理，尤其是治国方略的渊薮。儒道都将技术实用提升到了政治实用，又从政治实用落实到技术实用。但道家特别将政治实用再提升到了形而上学，建立起了一种政治伦理“之后”的人生哲学，这是其他各家所未达到或不感兴趣的。
所以我们谈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主要就谈道家（和道家所解释的《易经》）的形而上学，也就是我所说的“伦理学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