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兴修家谱悄然升温。在湖北,修家谱方兴未艾,中华昌氏家族耗费近百万元,历时六年修成八卷通谱,追溯历史千年。寻根问祖的情感涌动背后,人们正在寻求宗亲文化的认同。昌庆旭先生系湖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华昌氏通谱》主编、第二届中华大族谱国际会议副秘书长。“说起家谱,稍微有点年纪的人都不陌生。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人的家谱历史,几乎与我们的文字历史一样漫长”,昌先生告诉记者,早从商代开始,中国人就有了文字家谱。“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研究发现,甲骨文当中,就有一些是专门记载一个家族人物、世系的甲骨。如三千多年前殷商武丁时期的‘甲骨家谱’《儿氏家谱》,这里的‘儿’,就是后来的‘倪’姓。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用文字记载的家谱。”昌庆旭认为,家谱以血缘为基础,修家谱是为了构建同一血源的谱系。“虽然宗法制度早已消亡,一个宗族也历经迁徙沿革,分散繁衍,但伦理是不灭的,人伦关系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今天当人们在谈论宗族时,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依恋”,随着生活的富裕,人们逐渐萌发了强烈的“寻根”和乡土意识,使得族谱复兴。显而易见的是,修家谱不仅有利于地方和谐建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意义非凡。昌先生认为,随着世系繁衍,血缘关系在族谱中已非常稀薄,修谱更多的是为寻找文化认同。通过修谱建立起的宗亲网络也成了另一种人脉关系网。据介绍,曾有一位詹姓学生不幸患上白血病,却因家贫无钱医治,詹氏宗亲得知后,一周内就募捐了数万元,而这样的扶贫会在各姓氏宗亲中都存在。

不是所有家庭都有族谱。族谱是一种记录家族历史、传承家族文化、弘扬家族精神的重要文献,因此并不是所有家庭都有编纂族谱的传统。

有些家庭可能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没有编纂族谱的传统,或者是因为家族成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难以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编纂族谱。有些家庭可能并不重视族谱的文化价值,或者缺乏编纂族谱的条件,比如经济、人才、时间等方面的支持。

族谱的编纂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资源,并且需要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参与,因此并不是所有家庭都有族谱。

作为一个北方人,真的很少见到祠堂,我们家族从我姥姥辈到我的子侄辈,也有上百人了,记得听老一辈人说,以前家族有一个族谱,后来也就不知所踪了。北方少祠堂,南方遍地见,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从祠堂的分布来看,我国的祠堂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等几个省,北方的黄河流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而祠堂作为儒家文化的产物,理论上北方应该更多,为什么会出现南多北少的现象呢?

看经济。南方现在保留的祠堂,大部分建成于明清时期,极少有历经千年的祠堂,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自南宋开始,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经过近七百多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得以确立,先后出现了著名的徽商、浙商、粤商,而祠堂的建设、修缮和保护是一个宗族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尤其是宗族中不断出现的高官、富商对于保护祠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南方更具有建立、保存和修缮宏大而众多的宗族祠堂的实力,而北方有一个著名的祠堂——晋祠,这座上千年历史的祠堂能完整保存下来与晋商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看环境。祠堂修起来容易,立得住就很难了,我国北方作为政治中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天灾人祸数不胜数,其他不说,就黄河的定期泛滥就导致北方人口不断迁徙,《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淮并涨,奔腾四溃,河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共决三百余丈。”大水过后,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举家逃荒,把家安在独轮车上,天灾人祸的夹击,彻底灭绝了北方人的祠堂观念。

北方农民起义不断,频繁的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的饥荒和疾病,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的流动,很难有连续几代、十几代的家族安稳的生活在一个地方,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都是人口大变迁的结果,契丹、女真、突厥、匈奴,这些凶悍的少数民族对内地的袭扰一直不断,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才是北方人的第一需要,祠堂自然也就不受重视了。第三,看政治。躲过历次兵灾、火灾、水灾的祠堂却躲不过难治性灾难,文|革|期间,祠堂成了“四|旧”的代表性符号,北方更接近政治中心,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仅存的一些祠堂破坏程度远胜于南方,而同一时期的南方,祠堂虽然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由于南方人普遍存在的宗族意识,对祠堂有着天生的敬畏之心,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保存了下来,例如皖南赣北的有些祠堂,当地革|委|会就把食堂设在里面,巧妙的躲过了一劫。

虽然北方祠堂少,但是并不代笔北方人宗族意识的彻底消失了,北方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例如在电影《一九四二》里,长工逃荒出发前,特意交代儿子一定要把祖宗牌位带上。虽然南方祠堂多又多,但是北方有两个祠堂绝对是碾压一切,北京的太庙和山东曲阜的孔庙,路过的朋友一定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