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宗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孔氏宗族视修谱为合族大事,通过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从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照穆、备遗忘”的目的,修谱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 最初的孔氏家乘,只是以抄本传世,记载世袭奉祀的宗子名字。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官居朝议大夫的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深感个别抄本易于散失,而且每代仅录一人,使家族中许多贤达之士未能载入史册,年代久远后必被湮没,决定广收资料,创修孔氏族谱。这是孔氏宗族的第一部族谱,将本族嫡系及支庶一并收入,正式镂版印刷。 孔宗翰之后的四百年间,宋、金、元历朝更替,屡值兵燹战乱,其间孔氏谱牒虽曾进行过重修,但没有正式刊刻。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才又一次组织重修并付印。这次重修的族谱接受以往濒于失传的教训,特对修谱之事作了文字上的规定:此后族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按此规定,应当在嘉庆四十年(1561年)左右修谱,但由于种种原因,修谱工作比规定时间向后拖了六十多年,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纂修族谱,这距上次修谱已有133年的时间。而后的康熙、乾隆朝的甲子年均按时修谱,但乾隆甲子(1744年)负责修谱的是孔继汾,他后来因被告触犯了清朝《会典》而陷入文字狱,充军到新疆伊犁。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再大修过族谱,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倡修全族大谱,经土7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方大功告成。这部民国族谱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孔氏全国合族大谱。 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的孔氏族谱,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从这四部族谱的纂修人员的设定来看,可以发现,随着世代推移,修谱机构的设定规模逐渐扩大。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到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大修时,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古时称:“纂局”),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 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各户族众按规定领到新谱后,即将旧谱交至族长,立即焚瘗。如有失落旧谱者,即声明,该户头户举出具证明,刻附谱后。 孔氏历代修谱都非常严格,明天启年间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违者重究。清康熙时修谱,规定更加详细:一,凡不孝、不悌、犯义、僧道、邪巫、优卒、贱役等,都被认为是“辱祖玷宗,丧名败节,皆不准入谱”;二,因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族人每丁交银八分,违者不准入谱;三,孔氏子孙不仅行辈字有一定规定,即使用字亦随行辈而定,不准乱用。修谱时,如有不依规定乱取用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得入谱。乾隆甲子修谱除继承康熙时的规定外,又提出凡“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者,亦不得入谱。对以上各方面,不仅各户头要认真作保证,而且还发动族人知情者履行检举之责。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圣公主持纂修的全谱外,各户、各支派还有自己纂修的小谱或支谱。这些谱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林前户支谱》记载了从汉至清历代皇帝对孔氏优免赋役的敕文,并收入嘉庆年间立于孔庙毓粹门下的蠲免碑文。《大宗支谱》则收入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在人名之下不仅载有字号、功名官职,还有妻妾娶自何家、其子娶何家之女、其女嫁与何家之男等内容。由于支谱所刊印数量较少,留存下来的仅有八部,它们是:《东家小谱》、《嫡系小谱》、《续修支谱》二种,《大宗支谱》二种,《林前户支谱》、《林前户重修孔子世家谱》。 凡是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纂修的支谱,必须获得衍圣公的批准,加盖衍圣公府大印后才能成立。各级官府主要根据衍圣公府钤印的有无,来判断内孔与外孔,决定是否给予优免差徭及有别于齐民的特权。 内孔和外孔 一般说来,作为圣裔的孔氏宗族常常自称“内孔”或“真孔”,而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这里的里外、真伪,是以圣脉的流传作为对照的。 圣裔们所强调区别的“外孔”,其情况大致有二: 一是与圣裔同姓不同宗的孔氏。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述,在古代,也有几支孔姓并非出于子姓之后,在孔父嘉至孔子一系后世的繁衍、扩大的这些“圣裔”之外的孔姓渐渐淹没无闻,也无世系资料存世,然而这为数不多非圣裔的孔氏有时会想方设法混进圣裔中去,以图享受到朝廷对孔子后裔的优厚待遇。正是“累朝优礼”、“与常人异”的待遇,在孔氏宗族史上引起了大量伪孔冒宗的现象,在曲阜县之外的其他州县,时有和孔子后裔并非一脉的外孔假冒“圣裔”,以期得以优免地方差徭,这种情况每朝每代都有发生。而在曲阜,由于管理严格,冒宗易于识别,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一是出于衍圣公府的奴仆孔末所传的后代。据载,孔仁玉的后裔在北宋时期传至五十三代而分为“孔氏五位”的洒扫户孔末的子孙也已立为“五院”,分布在曲阜的小薛社、张阳社、西隅社、东忠社、西忠社。到清代,这些所谓“仆随主姓”的外孔,又发展到曲阜之外的邹县等地。既然同属一姓,又并非同脉,为了明确主仆、圣裔庶民之区别,以衍圣公府为代表的孔氏宗族“不准其随钦赐行辈取名,以免混乱”。外孔如冒宗续谱,则要因“冒宗谱,滥邀恩崇”而获罪。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有圣人孔子,武有忠义关羽,可谓中国文武楷模。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圣人孔子的后代们,看看孔氏一门的兴衰荣辱。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鲁国世代相传祭祀其庐冢,而其孙子子思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著有《中庸》一书。

子思的后代子慎曾担任魏国国相,子慎的儿子孔鲋曾在陈胜手下担任博士,策划了著名的"鲁壁藏书"事件。

所谓"鲁壁藏书",即在秦始皇焚百家之书时,孔鲋将《论语》、《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简册砌于孔子故宅墙壁中,因此得以幸免。后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扩建宫室苑囿,拆毁孔子故宅,这批简册重新现世。而孔鲋的弟弟子襄在汉惠帝时担任博士,子襄的后代孔安国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博士,且备受汉武帝宠信。

自孔子逝世到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曲阜孔氏每一代的命运都与大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这让司马迁不禁感叹,天下从君王到贤人,人数不可谓不多,然往往都是在世时显赫,逝世后便不再知名。而孔子作为一介布衣传承十余代,为天下学者共同尊奉,着实可谓是至圣先师。

司马迁之后,历朝历代对于孔氏后人的优礼依旧延续不断。汉元帝时期,孔子后代孔霸就曾被册封为褒成侯,孔氏一门自此正式获得世袭爵位。

曹魏以后,褒成侯这一爵位先后有宗圣,奉圣,崇圣,恭圣,褒圣等不同称谓,但均由曲阜孔氏嫡系子孙世袭。

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正式册封孔子为文宣王,同时将襃圣侯改为文宣公,爵位提高一级,以孔子第三十八代孙孔惟晊承袭。宋文宗时将文宣公改为衍圣公,以孔子第四十六世孙孔宗愿袭位。衍圣公的名号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宋金战争期间,衍圣公孔端友追随宋高宗南渡,定居浙江衢州。而金熙宗为笼络汉人,也册封留居北方的孔子第四十九代孙孔璠为衍圣公,孔府自此分为南北二宗。

金朝灭亡后,北宗衍圣公孔元措归降蒙古,仍袭封衍圣公,一直到元朝统一中国后,南宗衍圣公孔洙于公元1282年北上大都,觐见元世祖,被委以相应职务。

孔洙死后,孔府南宗不再担任衍圣公一职,着重主持衢州孔庙的祭祀活动,衢州孔庙香火一直很旺盛。

除衍圣公外,自宋朝以来,曲阜知县一职常常也由孔氏子弟世袭,元朝时更是有明文规定,曲阜知县由孔氏后人担任,同时将衍圣公品级提高为三品。明朝时更是提高到一品,除曲阜知县由孔氏子孙世袭外,还免除孔氏子孙所有徭役。清朝延续明朝政策,对孔氏子孙优待颇多。辛亥革命后,衍圣公一职仍被保留,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将衍圣公改为奉祀官。

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孔融,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清代文学家孔尚任等也都作为孔子的后人为世人所熟知。儒家学派的大家曾子,孟子,朱熹,二程等孔门后学也不断以自身学识和智慧延续着孔子思想的生命力。

孔氏历代修谱都非常严格,明天启年间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违者重究。

清康熙时修谱,规定更加详细: 孔氏子孙不仅行辈字有一定规定,即使用字亦随行辈而定,不准乱用。修谱时,如有不依规定乱取用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得入谱。乾隆甲子修谱除继承康熙时的规定外,又提出凡“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者,亦不得入谱。对以上各方面,不仅各户头要认真作保证,而且还发动族人知情者履行检举之责。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圣公主持纂修的全谱外,各户、各支派还有自己纂修的小谱或支谱。这些谱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林前户支谱》记载了从汉至清历代皇帝对孔氏优免赋役的敕文,并收入嘉庆年间立于孔庙毓粹门下的蠲免碑文。《大宗支谱》则收入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在人名之下不仅载有字号、功名官职,还有妻妾娶自何家、其子娶何家之女、其女嫁与何家之男等内容。由于支谱所刊印数量较少,留存下来的仅有八部,它们是:《东家小谱》、《嫡系小谱》、《续修支谱》二种,《大宗支谱》二种,《林前户支谱》、《林前户重修孔子世家谱》。 凡是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纂修的支谱,必须获得衍圣公的批准,加盖衍圣公府大印后才能成立。各级官府主要根据衍圣公府钤印的有无,来判断内孔与外孔,决定是否给予优免差徭及有别于齐民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