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其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社交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与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爱情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诗歌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诗风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7]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无题》(八岁初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有些研究者(如杨柳[9])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10],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文章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笺注

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传说

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

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声。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

李客,是诗仙李白的父亲,其生平事迹没有准确记载,生卒不详。

简介:

有人考证,李白的父亲李客究竟因何“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如果是国破家亡,出奔异域,那么早就应该返回原籍;假如是因为触犯刑律,流放远方,时隔百余年,也用不着“潜还广汉”。

这就使人猜测,或许是什么更直接的原因促使李白的父亲“逃归”、“潜还”,跑到大巴山中去,进而也使李白对自己的家世一直闪烁其辞,以致后人无法真正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的身世了。名字来源:

李白好友的儿子范传正为他写的碑文,却透露出李白的父亲叫李客,遗憾的是语焉不详。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里说李白的父亲叫李客,称: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从这段话里,人们很难看清李客的真实面貌。不过研究者们也从这段话里,各自对李客绘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画像。

身世之谜:罪人

陈寅恪先生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认为,范传正所说“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的说法不令人信服。陈先生说,李白父亲之所以名客,是因为“西域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在这里,陈先生是以李白祖上系西域胡人为立足点而发覆的。陈先生还说,李白先人是因罪而窜谪至西域的。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不赞同陈先生之说。他认为,细检有关李白家世的文字(如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草堂集序》),其实并无李的祖上曾因罪窜谪西域的事实。

隐士对前引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并序》里的“逋”字如何解?今人有不同的看法。通常按字面上的意思,“逋”当作“逃亡”解。所谓“逋客”就是“逃亡的人”。

蒋先生说,尽管李白祖上在西域已住了几代,但华夏的文化传统并未丢掉,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隐士。其于神龙初(公元705年)潜还广汉,“因家于绵”,“高卧云林,不求仕禄”,所表现出的“放形”作风,并不是“任侠”,而是看破红尘,纵情于山水。李客后来自西域举家迁回四川,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李客在隐居中对子女教育倾注了全部心血。从后来李白自述可见,李客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对子女教育严格的人。地主

陈寅恪先生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里虽说李白的先人“因罪窜谪”,但又说他们是“胡商”。而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尽管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先人是“西域胡人”的说法,却又认定“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而且还是“一个商人地主”。

郭沫若先生讲,李家的商业规模相当大,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有两个庄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

又说,李白名叫“李十二”,说明李白兄弟辈,有一大家子人,由此证明“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还说李白的家在经营商业,这在李白作品中也有痕迹可寻。

与郭沫若先生这一观点相似的著名学者,还有王瑶、詹瑛、麦朝枢等。侠客

清代学者王琦《李太白年谱》上有这样一条记述:

《杜诗补遗》曰: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序》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

比较上述李客“窜谪”说、“隐士”说、“商人地主”说,我们认为,安旗先生提出的李客“侠士”说较为符合有关李白的身世记载与李白本人的性情言行。可想而知,李白的好侠行侠,除了当时世风的影响之外,也跟他的侠客父亲有着密切关系。

李白身世的各家学说

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于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纪念,明末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载有碑文内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接着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

延至当代,才有《中国青年报》1985年7月28日所载兼葭《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韩维禄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为庶”当为李建成玄孙解》论证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孙。

持同样观点的徐本立1990年发表《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亦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

而朱秋德的《论李白的宗室情结及对其人生诸要素的影响》(《丝路学刊》1997年第4期),更对李白的身世及人生诸要素作出一番综合考察和评价,以期接近历史本来面目。李白的研究者们主要引据的是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作于李白其中的身世内容当出自李白口授,范传正作《序》时有李白孙女陪范主持其祖父迁墓之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客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子。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初学古文。受牛党令狐楚赏识,入其幕府,并从学骈文。开成二年(837),以令狐之力中进士。次年入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才,以女妻之。因此受牛党排挤,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李商隐诗现存约600首。其中政治诗感慨讽谕,颇有深度和广度。直接触及时政的诗很多,尤其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朝200年的治乱盛衰,风格接近杜诗。《安定城楼》和哭刘著诗四首则体现了其政治抱负和愤慨。其咏史诗托古讽今,成就很大。这类诗往往讥刺前朝或本朝君王的荒淫误国,也有的则借咏史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类诗多用律绝,截取历史上特定场景加以铺染,具有以小见大、词微意深的艺术效果。名作如《隋宫二首》、《南朝》。他的抒情诗感情深挚细腻,感伤气息很浓,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李诗抒情,较少直抒胸臆,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其诗往往寄兴深微,余味无穷。但刻意求曲有时也带来晦涩难懂的弊病。他的咏物诗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能以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表达事物的内在神韵,寄寓作者的情怀。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创。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情思宛转沉挚,辞藻典雅精丽。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二首。也有的托喻友朋交往和身世感慨,如“待得郎来月已低”和“何处哀筝随急管”二首。还有一些诗寄兴难明。有少数艳情篇什,轻薄浮艳。这些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亦无统一思想贯穿。多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无法明言的情况,因而统名为“无题”。由于它们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词婉,能于丽中时带沉郁,流美中不失厚重,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继承面较广。其七律成就最高,继承了杜甫精严顿挫的特点,又融合了齐梁诗的艳和六朝民歌的清丽,以及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其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影响;一些长篇古风如《韩碑》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风味。李商隐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其骈文属对工整,用事精切,疏密相间,气韵自然。名作《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上河东公启》,情真意切,委婉动人。但其骈文多官场应酬文字,内容较贫乏。其散文现存较少。还有一些意在讽世的杂文体短赋。有《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和《樊南文集补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及岑仲勉专文《〈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著名的钗头凤其一: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其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尝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 瞒、瞒。这两阕词虽然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前一首为南宋著名词人陆游所作,后一首为其前妻唐婉所作,却浸润着同样的情怨和无奈,因为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唐婉与陆游沈园情梦。陆游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出生于越州山阳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随家人四处逃难。他母舅唐诚一家与陆家交往甚多。唐诚有一女儿,名唤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两人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两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仍然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暇的美好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花前月下,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丽影成双,宛如一双翩跹于花丛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着幸福和谐。两家父母和众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姻事。成年后,一夜洞房花烛,唐婉便成了陆家的媳妇。从此,陆游、唐婉更是鱼水欢谐、情爱弥深,沉醉于两个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么科举课业、功名利禄、甚至家人至亲都暂时抛置于九霄云外。陆游此时已经荫补登仕郎,但这只是进仕为官的第一步,紧接着还要赴临安参加“锁厅试”以及礼部会试。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陆游的母亲唐氏是一位威严而专横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儿子陆游金榜题名,登科进官,以便光耀门庭。目睹眼下的状况,她大为不满,几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婉大加训斥,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无以复顾,情况始终未见显著的改善。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认为唐婉实在是唐家的扫帚星,将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于是她来到郊外无量庵,请庵中尼姑妙因为儿、媳卜算命运。妙因一番掐算后,煞有介事地说:“唐婉与陆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陆母闻言,吓得魂飞魄散,急匆匆赶回家,叫来陆游,强令他道:“速修一纸休书,将唐婉休弃,否则老身与之同尽。”这一句,无疑晴天忽起惊雷,震得陆游不知所以。待陆母将唐婉的种种不是历数一遍,陆游心中悲如刀绞,素来孝顺的他,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除了暗自饮泣,别无他法。迫于母命难违,陆游只得答应把唐婉送归娘家。这种情形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合常理,两个人的感情岂容他人干涉。但在崇尚孝道的中国古代社会,母命就是圣旨,为人子的得不从。就一双情意深切的鸳鸯,行将被无由的孝道、世俗功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陆游与唐婉难舍难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无缘,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陆游一有机会就前去与唐婉鸳梦重续、燕好如初。无奈纸总包不住火,精明的陆母很快就察觉了此事。严令二人断绝来往,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彻底切断了陆、唐之间的悠悠情丝。无奈之下,陆游只得收拾起满腔的幽怨,在母亲的督教下,重理科举课业,埋头苦读了三年,在二十七岁那年只身离开了故乡山阴,前往临安参加“锁厅试”。在临安,陆游以他扎实的经学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试获取第二名的恰好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深感脸上无光,于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使得陆游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礼部会试失利,陆游回到家乡,家乡风景依旧,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凄凉。为了排遣愁绪,陆游时时独自倘祥在青山绿水之中,或者闲坐野寺探幽访古;或者出入酒肆把酒吟诗;或者浪迹街市狂歌高哭。就这样过着悠游放荡的生活。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陆游随意漫步到禹迹寺的沈园。沈园是一个布局典雅的园林花园,园内花木扶疏,石山耸翠,曲径通幽,是当地人游春赏花的一个好去处。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款步走来一位绵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陆游猛一抬头,竟是阔别数年的前妻唐婉。在那一刹间,时光与目光都凝固了,两人的目光胶着在一起,都感觉得恍惚迷茫,不知是梦是真,眼帘中饱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怜。此时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赵家系皇家后裔、门庭显赫,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使唐婉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这时与陆游的不期而遇,无疑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泄出来,柔弱的唐婉对这种感觉几乎无力承受。而陆游,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婉的思念,但在这一刻,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不由得涌出。四目相对,千般心事、万般情怀,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唐婉是与夫君赵士程相偕游赏沈园的,那边赵士程正等她进食。在好一阵恍惚之后,已为他人之妻的唐婉终于提起沉重的脚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和风袭来,吹醒了沉在旧梦中的陆游,他不由地循着唐婉的身影追寻而去,来到池塘边柳丛下,遥见唐婉与赵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进食。隐隐看见唐婉低首蹙眉,有心无心地伸出玉手红袖,与赵士程浅斟慢饮。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看得陆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这就是开头所提到的第一首词。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陆游,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远远离开了故乡山阴。第二年春天,抱着一种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反复吟诵,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词,题在陆游的词后,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第二首“钗头凤”。唐婉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她的心就再难以平静。追忆似水的往昔、叹惜无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着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郁成疾,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只留下一阙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她本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恋情和回忆。人道是: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如梦魂中。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此时的陆游,仕途正春风得意。他的文才颇受新登基的宋孝宗的称赏,被赐进士出身。以后仕途通畅,一直做到宝华阁侍制。这期间,他除了尽心为政外,也写下了大量反映忧国忧民思想的诗词。到七十五岁时,他上书告老,蒙赐金紫绶还乡了。陆游浪迹天涯数十年,企图借此忘却他与唐婉的凄婉往事,然而离家越远,唐婉的影子就越萦绕在他的心头。此番倦游归来,唐婉早已香消玉殒,自己也已至垂暮之年,然而对旧事、对沈园依然怀着深切的眷恋。常常在沈园幽径上踽踽独行,追忆着深印在脑海中那惊鸿一瞥的一幕,这时他写下了“沈园怀旧”诗:其一: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帐然。其二: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沈园是陆游怀旧的场所,也是他伤心的地方。他想着沈园,但又怕到沈园。春天再来,撩人的桃红柳绿,恼人的鸟语花香,风烛残年的陆游虽然不能再亲至沈园寻觅往日的踪影,然而那次与唐婉的际遇,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态、无可奈何的步履、欲言又止的模样,使陆游牢记不忘,于是又赋“梦游沈园”诗:其一: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其二: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此后沈园数度易主,人事风景全部改变了昔日风貌,已是“粉壁醉颗尘漠漠”,唯有“断云幽梦事茫茫”。陆游八十五岁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觉到身心爽适、轻快无比。原准备上山采药,因为体力不允许就折往沈园,此时沈园又经过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复旧观,陆游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最后一首沈园情诗: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此后不久,陆游就溘然长逝了。封建礼教摧毁了陆游的纯真爱情,但它无法阻止陆游对爱情的想往和歌唱。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力回天,只能把一怀愁绪、一腔悲愤倾泄在于事无补的词中。一首《钗头凤》挽回不了陆游的爱情世界,但它成了千古绝唱。时过境迁,沈园景色已异,粉壁上的诗词也了无痕迹。但这些记载着唐婉与陆游爱情绝唱的诗词,却在后世爱情的人们中间长久流传不衰。京剧传统剧目,本剧剧情:南宋时,山阴才子陆游,幼与表妹唐蕙仙互订婚约。唐蕙仙稍长,父母病逝于四川任所。陆母唐氏命陆游弟兄接唐蕙仙至山阴。唐氏素信佛,常往娘娘庙焚香礼拜。庙主不空,借佛隐身,蓄养众小尼暗操贱业。见唐蕙仙貌美,乃与秦桧之侄罗玉书密谋,图将唐蕙仙献于秦桧以尽逢迎之能事。不空诡言唐蕙仙妨克长上,只有舍入尼庵才能解救,唐氏果为所惑,于陆游弟兄赴试之际,将唐蕙仙赚入庙中。唐蕙仙进庙,怒斥不空,因此备受折磨。山阴侠士宗子常,早闻不空恶迹,遣义士独孤策潜入庙中杀死罗玉书,并将不空等赚入庄中杀死。唐蕙仙受惊昏迷,宗子常在其身边拾得陆游所题诗扇一柄,知其为陆游未婚妻,决定待陆游返里时从中成全。陆游临安赴试,为秦桧所忌,摈之落第。归家后以不得唐蕙仙音信,甚为所感,矢志不娶,而唐氏却四处托媒与之另求婚配。宗子常疑陆游无义,定计于沈园一试其心。陆游于园中窥见唐蕙仙,甚为惊疑,遂题《钗头凤》一词于帕,寄与唐蕙仙。唐蕙仙读之,大恸成疾。宗子常知二人情深,邀陆游兄陆子逸往说唐氏。唐氏醒悟,同意迎娶。花烛之期,唐蕙仙因久积闷郁,病已垂危。缺月终未得圆,致成千古遗恨。三十余年前,在北京演出时,偶读陆放翁词赋,见《钗头凤》一阙,哀婉缠绵,言言血泪,深为所动。放翁为宋代爱国诗人,不屈奸佞,力主抗金。但在腐朽的南宋王朝里,君昏臣佞,秦桧等勾结金人,卖国求荣,放翁雄心虽大,壮志难伸,半生郁郁不能得志。其毕生可歌可泣之事甚多,而在个人生活中最不幸的遭遇,则是与表妹唐蕙仙的婚姻悲剧。《钗头凤》词即为此而作。我(荀慧生)因甚喜其词,又颇同情其事,乃编写成剧。意图通过唐、陆悲剧,揭露封建制度、封建婚姻的毒害。然据周密《齐东野语》及陈鹄《耆旧续闻》所记,言唐蕙仙被逐于姑,改适宗室赵士程,放翁遇之于沈园,因赋《钗头凤》一阙题壁间,并引陆放翁晚年所作“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等诗为证。我以为唐蕙仙果若再醮,陆放翁未必如此追慕,念念不忘。历史上讹传之事不鲜,宋人笔记不足信之事甚多,如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称鄂王夫人再适,王遣韩良臣以钱遣之,读者笑其妄诞。再如李清照再适张汝舟事,几乎众口一词,后人据《金石录后序》考证,乃知全属虚文。我以为陆、唐二人若洁身自守,以待来日重逢,会使戏剧性更加浓厚,感人更甚,并能激起观众共鸣。我因爱重陆、唐二人,而搬演此剧,更本着爱重之意塑造其人,因此另辟蹊跷,写唐蕙仙被逐流落尼庵,为宗子常所救,设法使其与陆放翁重圆。不意完婚之日蕙仙病笃,终成遗恨。并将《钗头凤》原词谱入戏中,以增声色。此为当时尝试之作,旧日皮黄中尚无此范例。此剧于一九二八年编成,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首次演出于北京开明(今民主)戏院。自饰唐蕙仙,金仲仁饰陆游,张春彦饰陆子逸,赵桐珊(芙蓉草)饰秋香,马富禄饰不空。此后历次演出,深得好评,被称为荀派五大悲剧之一。最初改编本中本无陆游怒打恶尼不空一场,后来金仲仁先生鉴于此剧悲剧气氛浓重,观众心情过于压抑,不稍作调剂,戏易于温,因而建议增添这一细节。演出后台下效果甚佳。在实践中感到原本场子较多,还有精炼压缩必要,戏的主题及陆母唐氏性格应再加鲜明。因此重新加工整理,删除或合并其中零散场子,并作适当丰富,以求主题思想更加突出。改编本于一九六一年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