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宗室的管理,在洪武时期较为宽松,永乐之后渐趋严格。 永乐以前,在政治上,建藩初期,王府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在封国内,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亲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洪武二十作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使人致王罪而使王遇不幸的话,则天子必定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司可行文五军都督府索取该奸臣,都督府应捕奸臣奏斩之,并族灭其家;而且郡王子孙才能堪用者,考验授职升转,即洪武时宗室子弟可以入仕。这些规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为天子耳目、监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有权训兵待命,等天子密诏统领镇兵讨伐。 经济上,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待遇很优厚。岁禄单是米一项,即达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到朱元璋后期,从在外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亦渐渐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特别是皇太孙也曾问他:“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所以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又规定:亲王王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后来又规定:王府废除王府的相傅,升长兄司为正五品,长史由皇帝亲自选派,若王有过,则诘问长史,即长史有监督、规劝藩王之责。到了洪武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不过朱元璋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夹辅王室,要讲亲亲之谊,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形成尾大不掉不势,以至于朱棣有实力发动夺位之战。永乐帝即位后,鉴于前朝之失,对控制藩王极为重视,或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属官、护卫,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 永乐时又废除宗室可以为官规定,即使是宗人府,亦改由勋戚大臣摄其事而不备官,所领事务均归礼部管辖。文武百官对于亲王,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正统十四年(1449),韩藩襄陵王欲入京师,后又愿率子婿从征入侵的蒙古人,但没有得到批准。甚至明末清兵进逼京师,唐王倡议勤王,竟被废为庶人。明末,由于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于是强烈要求弛松藩禁、请田联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万历中,更定的《宗藩事例》,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但实行时又加以限制,如对于县令等“亲民官”的职位,朝廷不能放心授于宗室,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 亲王封国后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出到封国,以后非奉诏不得进京。永乐时由于笼络人心,准许亲王入朝觐见。成祖死时,宁王权奏请进京,仁宗即以“祖训不敢违”加以拒绝。之后,除天顺时为了“塞疑谗之隙”,特准襄王入朝外,亲王再也没能进京的。 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如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对宗室的约束还有: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由于宗藩条例多,宗室动辄得咎,被废为庶人的不少。藩王势力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削夺之后,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那些好饮醇酒、近妇人的藩王,因其对朝廷没有威胁而被称为“贤王”,受到奖励。宗室成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

明代宗室在袭爵一事上,采取的是十分简单粗暴的“一子承袭,余子降等”的制度,笼统的说,假设亲王生五子,嫡子袭亲王爵,其余四子则降一等为郡王;郡王生五子,嫡子袭郡王爵,其余四子则降一等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生五子,嫡子袭镇国将军爵,其余四子则降一等为辅国将军......自奉国中尉后,则不再递降,奉国中尉的子孙世代皆为奉国中尉。

PS:明代宗室爵位: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

自明亡,明各王府先后封924位郡王:

秦王封15郡王,晋王封28郡王,燕王封1郡王,周王封75郡王,楚王封20郡王,齐王封3郡王,鲁王封23郡王,蜀王封21郡王,代王封29郡王,肃王封10郡王,辽王封24郡王,庆王封20郡王,宁王封11郡王,岷王封27郡王,谷王封1郡王,韩王封36郡王,沈王封28郡王,唐王封19郡王,伊王封8郡王,汉王封8郡王,赵王封17郡王,郑王封15郡王,襄王封13郡王,荆王封14郡王,淮王封17郡王,德王封19郡王,崇王封7郡王,吉王封7郡王,淮王封17郡王,徽王封24郡王,益王封40郡王,衡王封14郡王,荣王封8郡王,潞王封1郡王,福王封2郡王,桂王封2郡王。

这样简单粗暴的袭爵方式,让中后期的明朝的财政是饱受折磨,后期二十余万的宗室每年所需要的禄米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整个明朝天下造成了可怕的经济负担。鉴于明朝宗室之祸,清朝为防止出现如明一样因宗室爵位泛滥,从而对国家造成严重经济负担的情况,便制定了一套十分严格的爵位降袭制度。

降袭制度的特点:

一、除允许世袭罔替(不降等袭爵)的爵位外,如怡亲王胤祥的怡亲王爵;睿亲王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褚英后人的奉恩镇国公爵,其余爵位在承袭时皆降一等承袭,如承亲王爵的降郡王袭;承郡王爵的降贝勒袭。

二、降等世系,虽每承袭一次就要降爵一次,但是每个爵位的降袭都有一个底线,降到此就不再降,以此爵传世。亲王降至奉奉恩镇国公就不再降,郡王降至奉恩辅国公就不再降,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就不再降,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就不再降,奉恩镇国公降至镇国将军就不再降,奉恩辅国公降至辅国将军就不再降。

其余爵位,降到奉恩将军后,也不再降,但是传至第三代后,若第三代没有皇帝特恩,则降为闲散宗室,视四品官待遇,自此若无皇帝特恩,则永为闲散宗室。

三、宗室子嗣只有一人可以无条件的降一等袭其爵,其余子嗣,若无皇帝特恩,则只能通过考试来获得相应的爵位,即“考封”。若有皇帝特恩,则无需考试,就可以获得皇帝所赐予的爵位,比如雍正就曾赏赐给胤祥亲王爵之外一个郡王爵,允许他指定一个儿子承袭。PS:清代宗室爵位: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闲散宗室(视四品官待遇)。镇国将军、辅国将、奉国将军和奉恩将军又细分三等,如一等镇国将军、二等镇国将军、三等镇国将军,仅俸银禄米有差。何谓“考封”制度?

无论是“世袭递降”还是“世袭罔替”,能继承爵位的终究只有一个人,可是宗室又不可能就只生一个儿子,那其他儿子怎么办呢?在清代,其他的儿子就需要通过考试,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就叫“考封”。

考封的宗室子嗣,根据其父的爵位及其母的地位,都有一个“基准值”,无论怎么优秀,或者是怎么糟糕,他都会有一个最高或最低的爵位或待遇:

一、父为亲王,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不入八分辅国公爵;母为侧室,最优者可得二等镇国将军爵;母为妾或滕,最优者可得三等辅国将军爵。最差者皆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

二、父为郡王,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一等镇国将军爵;母为侧室,最优者可得三等镇国将军爵;母为妾或滕,最优者可得三等奉国将军爵。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

三、父为贝勒,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二等镇国将军爵;母为侧室,最优者可得一等辅国将军爵;母为妾或滕,最优者可得奉恩将军爵。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

四、父为贝子,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三等镇国将军爵;母为侧室,最优者可得二等辅国将军爵;母为妾或滕,最优者可得奉恩将军爵。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

五、父为奉恩镇国公,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一等辅国将军爵;母为侧室,最优者可得三等辅国将军爵;母为妾或滕,直接为闲散宗室,不予考试。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

六、父为奉恩辅国公,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二等辅国将军爵;母为侧室,最优者可得一等奉国将军爵;母为妾或滕,直接为闲散宗室,不予考试。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

七、父为不入八分镇国公,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三等辅国将军爵,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母为侧室或为妾、滕,直接为闲散宗室。

八、父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三等辅国将军爵,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母为侧室或为妾、滕,直接为闲散宗室。

九、父为镇国将军,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三等辅国将军爵,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母为侧室或为妾、滕,直接为闲散宗室。

十、父为辅国将军,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三等奉国将军爵,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母为侧室或为妾、滕,直接为闲散宗室。

十一、父为奉国将军,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奉恩将军爵,最差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母为侧室或为妾、滕,直接为闲散宗室。

十二、父为奉恩将军,传至三代后为闲散宗室。在考封时,无论宗室考试如何多好,一般都不会超过这个“基准值”,当然如果皇帝特别钟意他,那给什么爵位都不是问题。这些宗室毕竟天潢贵胄,就算再堕落也是贵胄之躯,正如乾隆所说既“谱列银潢,名登《玉牒》”,可因“身无职级,竟至与齐民无别”,这实在有辱帝王金枝玉叶的身份,由此只要是宗室,就算再无能,也会得到与四品官相同待遇的闲散宗室的身份。

清代宗室,除注定会继承其父爵位的外,其余诸子在20岁时就可以参加考封,如果当届考封没有得到爵位,可以再参加下一届的考试,直至老死为止,纵观清朝二百余年,有些宗室一直考到四五十岁都没有获得爵位。

考封的考试内容,分为翻译、马箭、步箭三项。每项考试结果有优、平、劣三个等级,三项都考了“优”,得最优爵位;两优一平,降一等;一优二平者、二优一劣者,降二等;三平、一优一平一劣者,降三等;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劣者,不予爵位。举个例子,某宗室的父亲是郡王,母亲是郡王的嫡妻,而他注定是无缘继承其父爵位的,那么他到20岁就可以参加考封。考封结果出来后,满文、马箭都得到了优,可步箭却得了劣,也就是二优一劣。

按照规矩,他所获得的爵位是在基准线的基础上降二等,郡王嫡妻所生子嗣的基准线是一等镇国将军,那么降二等,就是三等镇国将军,于是这位宗室最终获得了三等镇国将军的爵位。

这就是清代的“考封”。

父为亲王,母为嫡妻,最优者可得不入八分辅国公爵;母为侧室,最优者可得二等镇国将军爵;母为妾或滕,最优者可得三等辅国将军爵。最差者皆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

两优一平,降一等;一优二平者、二优一劣者,降二等;三平、一优一平一劣者,降三等;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劣者,不予爵位。

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闲散宗室(视四品官待遇)。镇国将军、辅国将、奉国将军和奉恩将军又细分三等,如一等镇国将军、二等镇国将军、三等镇国将军,仅俸银禄米有差。也就是说,按照正常情况下,亲王余子需经过考封来获得爵位,经过考试后,他们有可能获得以下爵位:

一、若是嫡妻所生,三项都得“优”,可得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两优一平,可得一等镇国将军爵;一优二平或二优一劣,可得二等镇国将军爵;三平或一优一平一劣,可得三等镇国将军爵;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劣者不予爵位,但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当然明年可继续参加考试,周而复始。

二、若是侧室所生,三项都得“优”,可得二等镇国将军爵;两优一平,可得三等镇国将军爵;一优二平或二优一劣,可得一等辅国将军爵;三平或一优一平一劣,可得二等辅国将军爵;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劣者不予爵位,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同样明年可继续参加考试,周而复始。

三、若是滕或妾所生,三项都得“优”,可得三等辅国将军爵;两优一平,可得一等奉国将军爵;一优二平或二优一劣,可得二等奉国将军爵;三平或一优一平一劣,可得三等奉国将军爵;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劣者不予爵位,可得闲散宗室的待遇,同样明年也可继续参加考试,周而复始。清代通过世袭递降、考封制度,是大大缩减了宗室有爵位的人数。据统计,至清亡,清代宗室里有爵位的人的比例被压缩到了6.3%,其中入八分(亲王到辅国公)的比例只占6.3%内的1/4,而93.7%的皇族后裔,都是无爵的“闲散宗室”。

由此,这大大保证了清代宗藩不会如明代宗藩一样成为经济上的累赘,对清代的经济造成致命威胁。

明朝的亲王爵位可以世袭。

朱元璋当时定下的制度是对这些皇室宗亲以及他们的子弟、后代有十分优厚待遇的,历代明朝皇帝也都是这么执行的。盛世的时候这么干可能体现不出什么,但是随着明朝的衰落,这个制度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了。到好好一个国家就让这些宗亲们“吃穷”了、“吃没”了。

朱元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卑微的皇帝了,他在做皇帝之前就是一个小乞丐,没什么亲人朋友。再加上他建立明朝之前赶上了天灾人祸,所以他建立明朝之后,他没有什么亲人朋友,和他最亲近的一改就只有他的一个侄子和一个外甥了。

所以明朝之初,皇家宗室算上朱元璋,也就勉勉强强三个人,一只手就数过来了。这在“家天下”的时代,确实是对国家发展很不利,所以但是朱元璋开始疯狂的分封。

除了分封外姓宗亲,他也开始充实后宫,自己也有了很多儿子。他分封了很多外姓王爷之后,随着自己儿子的渐渐长大、到了封王的年纪,让他发现朝廷里的王爷太多了。

而朱元璋能当皇帝说明他很有头脑,他也知道历史,知道分封制的危害,所以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严加防范。比如他特意让人打造了“天潢玉牒”,这个玉牒就是记录皇家子弟的。封赏赐爵甚至是皇位的继承顺序都要按照玉牒的记录来。

按朱元璋但是定下来的规定,明朝的分封制是只有世子可以继承王位的。但是王爷作为贵族,肯定不会只娶一个老婆,也肯定不会只有一个儿子。其实这些儿子们也是可以当王爷的,只不过这个王的级别是一代一代递减的。

这个制度和其他朝代一样,就像清朝,除了铁帽子王爷,其他王爷儿子继承王位都是要降级的。比如亲王的儿子继承王位就不再是亲王,而是郡王

虽然明朝世袭王位的制度也是级别递减的,但是跟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明朝的这个递减有底线,只要继承人不犯大错,继承的王位再低也是个王,不会去做平头老百姓。

这个制度对宗亲来说肯定是好事,那些孩子可以什么都不做就过上一辈子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这种制度对国家可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会让宗亲越来越庸碌,国家的财政也会被这个呈指数增长的庞大的宗亲家族拖垮。

明朝的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宗室的不断繁衍,到了嘉靖的时候,宗室的人数就已经破万了。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对朝廷没有任何贡献的寄生虫,而这些寄生虫们每年的俸禄也已经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当时的皇帝嘉靖虽然也是藩王出身,但是也确实看出了这个问题,所以采取了改革措施。他采纳了御史林润的一件,制定了很严格的《宗藩条例》,对宗室的各种行为都进行了限制。

明朝封爵制度:明朝初期,其开国统治者明太祖朱元璋将封爵标准定为“非社稷军功者不得封”,并在其法律《大明律》中明确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从靖难之变以后,封爵标准虽执行的不严格,但文官封爵时总要以武官职称挂名,冒称立下军功方可名正言顺。

但到嘉靖时期,由于军功冒滥现象严重和武官地位低下,重文轻武体制建成,逐渐出现了武官难封的现象,甚至有部分勋臣以武职封爵为耻,尝云:“我勋爵,非军职。”,其封爵标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初将军功赐爵作为封爵标准,是明太祖在借鉴前人得失、个人的认识和基于当时的政治局面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明太祖在论功封爵时就曾说过自己封爵的初衷与对象,“爵以报功,汉高帝不功不侯,此最可法。朕今非吝封爵也,但无功受封,有功于国者又将何以待之耶!自今五等之爵不论品级,非有大功于国者,虽官至丞相亦不得封。”

因而在当时最高法律《大明律》卷二《吏律职官》中也有“文官不得封公侯”的条例:“凡文官非有大功勋于国家,而所司朦胧奏请辄封公侯爵者,当该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斩,其生前出将入相,能去大患,尽忠报国者,同开国功勋一体,封侯谥公,不拘此例。”从“夺门之变”以后,朝廷封爵对象开始向非武职人员(太监、文官等)倾斜,“夺门之变”中的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先后被封爵赐券,徐有贞上书请求加爵,明英宗因高兴遂封其为武功伯“禄千一百石,世锦衣指挥使,给诰券”。

“非社稷军功者不得封”的准则已荡然无存。随着重文轻武的体制建立及统治者个人品行才能的因素,朝廷文官勾结压制武将,使武官封爵越来越难。“从嘉靖元年开始,一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百余年,臣僚以军功封爵者,仅辽东总兵李成梁一人封宁远伯。”

李成梁军功冠于世,然为其得封也“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以至于嘉靖时期的文史学家王世贞在《皇明异典述四》中说道:“盖祖宗朝都督有劳,宁封流伯而不加保傅,典制一变也 。”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朝宗室